欧洲大学PK中国科举
科举，算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大特色，作为一条独特的社会阶层流动渠道，它给了古代出身贫寒的读书人一个出人头地的机会，也能通过相对公平的统一考试，为历代王朝选拔各级官员，直到今天，我们还形象地把高考称为“当代科举”。你看，《儒林外史》里，范进昨天还被丈人胡屠户各种埋汰，羞辱，还挨了一巴掌，可隔天中举之后，立刻有乡绅送住宅银两，有下层百姓自愿投靠为奴，老丈人胡屠户也改口，称自己的女婿是天上的星宿。近代以来，不要说中国历史研究者，就连西方启蒙时代的许多思想大家，比如伏尔泰，也盛赞中国的科举考试，说它比西方封建社会里贵族依靠血统家族的统治，更高明，更公平，还说西方现代国家中的文官选拔制度，正是借鉴了来自东方的科举考试，这个观点，一直让中国人很自豪，也很受用，但是历史真相果真如此吗？
首先，彭教授简单回答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欧洲古代没有发展出类似中国科举的统一考试制度，这是因为啊，欧洲自古分裂不断，没有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各国之内，也是封建贵族，半独立的割据，所以统一性的考试，无从谈起，国王，贵族，城市富商，还有教会，它们都是相对独立的政治力量， 所以它们对官员的选拔，标准不一样，是多元的，比如国王和贵族，都是武士出身，肯定招收手下的时候，希望对方血统高贵，会舞枪弄棒。城市官员，都是手工业者或者商人，那么选拔继任下属的时候，肯定希望是能写会算，八面玲珑，做买卖灵光的人，教会，肯定是要从修道院僧侣里选，虔诚信奉上帝的，在神学，哲学思辨上有造诣的。
同样，欧洲的大学的情况，它的重要性，是被长期忽视的，普通中国人就更不会关心了，我们历史教材上，一谈到欧洲中世纪，就是黑暗啊，愚昧啊，专制啊！但是它这个教育，学术研究的传统，和机构一直都在，客观来说，中世纪欧洲大学数量不多，也就几十所，数量上没法跟中国的大学，还有遍布全国的私塾，和书院相比，但是它本身很多元化，有些是教会建立的，有些的国王下令建立的，有些索性是城市里的富裕阶层，商人什么的建立的，这就导致了中世纪欧洲的大学，从老师，到学生，也和中国的读书人一样，出身五花八门，有贵族家的，有商人家的，有神父家的，也有出身贫穷的，根据统计，14世纪，英国牛津大学，超过六成的学生，来自贫苦家庭，这个比例可比我们今天的北大清华还要高，但不同点在哪里呢？最近，一些西方史学家就用统计学，研究这个巴黎大学等等欧洲古代著名高等学府毕业生的就业状况，就发现干什么的都有，有毕业以后从政，在国王手下当官的，有进入教会，当高级神父的，也有直接去城市里当律师，给商人当书记会计的，或者开业当医生的，他们都实现了社会阶层的上升，而且出路比起中国传统读书人来说要丰富。
欧洲大学毕业生不一定考公务员，这也是欧洲社会多元化的结果，提供饭碗的甲方不止一个，国王，贵族，教会，独立城市，这一下就有四大雇主，而且欧洲国家多，中间教会与贵族领地犬牙交错，你可以随时挑选看得上眼的甲方签约。社会多元，价值取向也多元，当不了官，封不了贵族也不丢人，可以进教会当上帝的仆人，那是精神贵族，或者去经商，当律师，做职业人士，掌握了钱袋子，国王和教会也会对你毕恭毕敬，不像在中国，读书人没有个功名，没有一官半职，就是一件很耻辱的事情。
那么有人要问了，既然欧洲中世纪还是本质上讲究出身，那出身不高的大学毕业生为什么在中世纪还被重视呢？这个历史学家就说了，因为随着经济发展，国家规模的扩大，这个政府就需要很多专业的人才，比如法律，财政，外交，以认字为耻，只会舞刀弄枪的封建贵族对这些新鲜玩意，既不大感兴趣，也学不会，这就给了城市商人，平民乃部分农民家庭子弟，提供了出人头地的机会，而且即使不当官，在城市里做个律师，医生，商人，也能名利双收，如果当了教会神职人员，那更是普通人和上帝之间的媒介，非常荣耀。甚至英国，法国一些发达的欧洲国家，在中世纪晚期就做出规定，法官，律师这些人，如果从业到了一定的年限，就能获得贵族头衔。
反过来中国的读书人，如果科举没有获得功名，出路仿佛就只有当私塾先生，当师爷，而且被街坊邻居看不起。更糟糕的一点是，中国人口爆炸要远远早于欧洲，造成了一个严重问题，科举名额有限，可读书人总数不断上涨，造成知识分子对于政府来说，永远供大于求。可欧洲中世纪的大学毕业生，始终没有太大的就业负担。说到这里，就不得不再提一下那个著名的李约瑟难题，中国为什么没有发展出现代科学，结合欧洲大学，和中国科举的情况来看，读书人如果只有一条狭隘的上升之路，那么他唯一理性的选择，就是把所有精力都埋头在四书五经里，对其他的知识，都会不自主地排斥，忽略，而从事纯理论性或者科学技术研究，不但会被看做不务正业，也没办法实现社会等级上升，甚至糊口都会有困难。
你看，中国历史上能有一席之地的科学家，几乎都是碰巧对科学有兴趣的儒家官僚士大夫，比如沈括，徐光启，根本没有形成一个足够大，能够进行同行评议或者集体研究的科学家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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