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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勤政 焦头烂额
越勤政，越专制
虚君共治 谦抑放权
共计 1572 字 | 建议阅读时间 3 分钟
01
如果要我列出历史上三位最勤政的君主，我会说是开创帝制的秦始皇、明朝的朱元璋与清朝的雍正。
《汉书》记载了秦始皇的勤政程度：
躬操文墨，昼断狱，夜理书，自程决事，日悬石之一。
秦朝时纸张尚未发明、应用，文书通常写于竹简上，秦始皇日夜操劳，每天批阅的竹简达到一石。一石，相当今天一百二十斤。有人统计过，一石的竹简大约有三十万字。这个批阅量是非常惊人的。
朱元璋的勤政堪与秦始皇媲美，他自述：
朕自即位以来，常以勤励自勉。未旦（天未亮）即临朝，脯时（下午五点）而后还宫，夜卧不能安席，披衣而起。或仰观天象，见一星失次，即为忧惕，或量度民事有当速行者，即次第笔记，待旦发遣。
白天忙得焦头烂额，夜晚还要仰望星空。
雍正皇帝之勤勉也不输前二位帝王，他说：
各省文武官员之奏折，一日之间，尝至二三十件，多或至五六十件不等，皆朕亲自览阅批发，从无留滞，无一人赞襄于左右。
连那个曾经鼓动别人造反的曾静，在见识了雍正“自朝至暮，一日万机，件件御览，字字御批”的勤政之后，也大受感动。
02
这三名皇帝的勤政，看起来令人不得不佩服。相信也有人会大加赞赏，甚至认为这才是君主的典范。然而，我们深究下去，便会发现，不管是秦始皇，还是朱元璋、雍正帝，其勤政的表现，其实都是君主专制的逻辑使然。
《史记》称“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倚辨于上”，所以秦始皇不能不日夜理政，“不得休息”，司马迁都忍不住借“侯生”之口，骂他“贪于权势至如此”。
朱元璋则是因为废了宰相制度，以君主之位侵政府之权，才需要起早摸黑、日理万机，黄宗羲对此评曰：“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罢丞相始”。
清代更是将皇权专制发挥得变本加厉，所谓“乾纲独断，乃本朝家法”，雍正自己也说，“但云委诸有司，则六部之事付之六部，为天子者惟有端然高拱而已，岂不为逸？但天下之事可以如此料理乎？”
显然，雍正对“垂拱而治”的华夏治理传统是很不以为然的，所以事必亲为，权出于己。
从这个角度来说，在君主制下，帝王超级勤政，无非是皇权专制的表现，越勤政，越专制。所以我说，“勤政”实在不是皇帝的好品质。
03
有人要反驳了：皇帝勤政不好，那怠政才好么？不是。优良的治理形态，不是“事无大小皆决于上”，也不是像明朝的嘉靖、万历那样数年不临朝，而是建立“虚君共治”的治理构架，运作赖之合理的分权制度。
让我们再看另外一种君主形象：宋代的仁宗皇帝被认为“百事不会，只会做官家”，“事无大小，悉付外廷议”。
当时甚至有人看不惯宋仁宗如此无为、无主见。
或劝云：“陛下当收揽权柄，勿令人臣弄威福。”
仁宗曰：“如何收揽权柄？”
或曰：“凡事须当自中出，则福威归陛下矣。”
仁宗曰：“此固是，然措置天下事，正不欲自朕出。若自朕出，皆是则可，如有不是，难于更改。不如付之公议，令宰相行之。行之而天下以为不便，则台谏得言其失，于是改之为易矣。”
宋仁宗清醒地认识到：君主不可凭一己之意专断行事，而是应该“付之公议”；公议通过，则由“宰相行之”；行之是否得当，则由台谏进行监察。
这正是宋代形成的“共治”体制：
君主端拱于上，但只是作为主权的象征、道德的楷模、礼仪的代表而存在，并不需要具体执政；
国家的治理权由一个可以问责、更替的政府（宰相）执掌；
同时设立一个完全独立于执政系统的台谏系统，负责对行政的监察、审查、问责。
这样的治理制度，难道不比秦始皇、朱元璋、雍正的“勤政”更合理吗？
◇
当然，宋代的实际权力运作离理想的“虚君共治”尚有很远的距离，也不可等同于现代君主立宪政体，比如皇帝拥有最后的决策大权，一些有专制倾向的皇帝企图“威福在己”。
但大体的分权构架已经建立起来了，终宋一代，即便是在政治最败坏之时，君主的独断程度也远远不及清代的所谓“康雍乾盛世”。
君主最大的美德不是揽权，而是谦抑，不与政府争权。进而言之，政府最大的美德何尝不也是谦抑，不与社会、民间、市场争权？
发表于 2016-11-3 08:50
发表于 2016-11-3 23: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