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躁是现代文明社会的必经阶段
中国的整个社会，很多人都在悬浮着
在浪峰波谷中，坚定你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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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看到一句刺眼的广告语“这个世界在残酷惩罚不改变的人”后，马立明先生写了一篇《世界将惩罚缺乏定力的人》作为回应，坚信“那些一直坚守原地、一直坚持初心的人，最后会获得时间的礼物”。
这两种看法相信都有不少人支持，不过，它们看似对立，其实却具有相同的功利主义取向，那就是：
他们相信“只有……才能在这个世界上获得成功”，只不过一方认为需要通过不断改变自我，另一方则坚持认为需要通过坚持不变。
这并不是真正的“定力”，因为当现实证明他们的做法无法获得成功时，他们迟早会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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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声讨当下中国人“浮躁”是很廉价的，通常也无助于我们理解这一社会现象。
一个原本安土重迁，讲求安分守己、“君子务本”的农业文明社会，忽然变得如此不安分，不可能只是“这一代人品性出了问题”这么简单。这么说是因为，几乎每个现代文明社会都是很“浮躁”的。
实际上，最不浮躁的社会，就是那些身份固化、人生看不到变化和希望的社会。在那里，宿命论是唯一可取的人生哲学。
与任何一个传统社会相比，近代早期那些满世界寻找金银和贸易机会的欧洲资本主义者都充满了“不得安宁的劲头”。
至于美国人，托克维尔在两百年前就说过，他们在享受了繁荣富裕的同时“永远想要更多”，“看到别人有他们没有的东西的时候就感到痛苦”。
马克·吐温在《镀金时代》中说得更直白，他说内战后的美国人一门心思“筹谋宏图大业，进行各种投机钻营……为了暴富而欲火中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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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浮躁的心态，并不是一时一地某个群体的现象，它是某种历史阶段下不可避免的体验，尤其多见于那种在现代化进程中骤然繁荣起来的社会。
因为在这个过渡时期，一切尚不明朗，旧有的一切都烟消云散了，而未来则看起来触手可及，从而激发起每个人的欲望去尽可能地捞一把。
浮躁，正是因为每天都想着要改变、要追赶，为欲望而焦躁不安。
正如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所清楚预见的那样，谁若问自己“如何实现伟大理想”这类问题，谁就势必不得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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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者项飚将“悬浮”作为中国社会心态的关键词，正是看到了其普遍存在：
中国的整个社会，很多人都在悬浮着。
一切都是为了未来的某一个目标，你要努力，不然就达不到目标。但是未来是什么，能不能达到，完全不知道。
它的本质不是对未来的追求，而是对现状的否定。
美国作家何伟曾在《寻路中国》中，恰如其分地评价中国人这种惊心动魄的生活——
新发现差不多每天都有。其中最重要的发现，就是中国人普遍具有这种感觉：
一切都在快速地变化着，没有几个人敢自夸自己的知识够用，人们随时都会面临新的情况，需要去琢磨透彻，来不及辨明方向。而成功的人之所以成功，就因为他们先做后想。
长远计划没有任何意义，人们的目标就是有钱今天赚、有利今天获。不然，你就只有被下一次变革的浪潮淹没掉。你会有种感觉，一群人正跟在后面，紧追不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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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如此复杂多变，很少人能安稳地预见两三年之后的情况，以至于只能竭力抓住现在的状况，就像打一场结局无法预料的比赛，不得不每一分都去拼。一切都是短期目标，因为长期如何无人知道。
与此同时，各种但凡可能有用的新观念、新机会都被拿来一试，一旦无效又迅速被弃如敝履；而很多创新研究则缺乏积累和对话，各搞一套，重复建设，形成一种“往好里说是富有活力，往坏里说是没方向的瞎折腾”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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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在创新、产品研发、营销，还是艺术创作的领域，许多人的想法往往都是“炮仗型”的——
只求那一时的热闹，但不去想炮响过后烟消云散了，还留下什么。
中国的影视作品虽然热闹，但却没有形成像迪士尼这样长期的IP项目，这绝非偶然。在没有明确方向性、缺乏长期积累的情况下，无非也就是热闹一下，最多一时红了几位明星。
没有几个人能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下坐得住。不可否认的一点是，中国社会对个人“定力”的考验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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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真有所谓“定力”，那并不是指抗拒变化，而是要像在浪峰波谷中驾驭船只的舵手一样，始终以经验和自信应对变化，那恰恰是一种“有确定信念的变革能力”。
他们不会计较一时成败，甚至明知道自己长年累月做一件事并不会带来什么实际的好处，也有其它名利双收的选择，却仍然心甘情愿地去做。
这是基于头脑清楚的判断，需要当事人有强大的内心和抵御风险、抵制诱惑的能力，有时甚至是一种特权。
本文作者 维舟 ，选自公众号 大家（微信号：impress）。
发表于 2017-4-10 09: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