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遗产最有名的案例之一，是美国南方佐治亚州参议员培根的故事。
当他在20世纪初过世时，在遗嘱里明确指示死后以遗产盖一座公园捐给市政府；但是，只有白人的妇女和小孩可以使用这座公园！
在当时，这可是遗泽长存、备受称道的懿行。可是，物换星移，20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勃兴；在社会改革者的眼里，“只准白人的妇女和幼童”使用，不仅是种族歧视，而且根本就违法。
因此，民权运动者提出告诉，要求政府当局禁止这种违法措施，结果得到胜诉。但是，公园开放之后，培根的后人也提出告诉。他们宣称，遗嘱里明确指定，公园只给特定人使用；政府当局开放公园，是违反立嘱人的意旨。既然如此，他们要求依遗嘱里另外一条“无从履行”的规定，收回公园。
诉讼结果，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培根的后人可以收回公园！
对于这个判决，波斯纳法官不以为然。他认为，当环境里的条件改变时，无须死守条文，而可以（应该）作与时俱进的调整。譬如，如果有人指定以遗产兴建小儿麻痹医院；当小儿麻痹完全绝迹之后，难道还要坚持不改初衷吗？在这种情形下，法院可以让这种医院转作其他的用途。因此，对遗嘱文字作生硬的解释，再把公园收回、发给参议员培根的后人，其实不合理，而且让他们不劳而获。
波氏最有趣、也最有说服力的论证，是提出一个假设性的问题：如果参议员培根再世，或者他能预见到种族关系的变迁，那么他难道还会禁止其他人进入公园吗？波氏认为，以参议员培根在国会里的表现和一生行谊来看，他相信培根会赞成开放公园。
事实上，波氏的论述还指出发人深省的一种思维：如果以死者为大，要恪遵遗志，那么私人的遗嘱，在位阶上要比宪法更高。因为只要经过适当的程序，连宪法都可以与时俱进地修改；相形之下，遗嘱值得凌驾宪法之上吗？
波氏的见解，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发挥。既然遗嘱的实现要依赖司法体系的支持，因此要耗用社会资源；那么，立嘱人的意旨和社会上其他人的权益之间，当然值得作一折中。
另外一件历史名案，1889年发生在美国纽约，一位富豪的遗嘱里，指名由继承人继承遗产。可是，也许是继承人自觉行为不检，怕富豪更改遗嘱；因此，他干脆自己动手，谋害了富豪，让遗嘱早日生效！
东窗事发之后，官司接踵而来；既然遗嘱里指名继承人，立嘱人又没有更改遗嘱；那么，继承人（杀人犯）是不是可以依嘱（依法）继承? 法院裁定，不准继承！原因很简单，如果在这种情形下还承认继承人的权利，等于是昭告天下：所有有危机感的继承人都可以尽早动手；只是要小心点，不要被逮住，而有牢狱或杀头之灾！
而且，循着“假设性的思维”，还可以作进一步的探究。试问：如果立嘱人被继承人谋杀，但是未遂；立嘱人康复之后，还是不改遗嘱。或者，即使曾被谋杀，立嘱人为了确保继承人的权益，干脆在遗嘱里注明：我太挚爱这位继承人了，因此即使他谋害我，我还是希望由他来继承！
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根据“假设性的思维”，这时候就应当尊重立嘱人的意旨；即使是被继承人谋害，还是让他继承。可是，由另外一种观点来看，司法体系对立嘱人的权益，难道是没有条件的完全加以保障吗？就豫一般契约，法律尊重当事人自愿订定的条款，但是以不违反社会的公序良俗为限。
立嘱人的意旨受到尊重，但是也受到某种程度的节制。就像如果参议员培根再世，而且还坚持公园只容许白人的妇女和儿童使用；那么，法律确实可以依违反“民权法案”，判定这种意愿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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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5-16 15:19
发表于 2015-5-16 17: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