赚钱的动机是每个时代都常见的动机。正如中国有重农抑商的传统一样，它们在欧洲的基督教文明中，过去也仅仅是被人默默接受，而从不给予道德上的张扬。
需要一项观念上的重大转变，才能把一种原来被视为人性中恶的因素，变为值得称颂的美德。
一种发生在语言深处的变化，逐渐完成了这一使命。它既不像基督教的谦卑观那样压抑欲望，也不像骑士的荣誉意识那样放纵欲望，而是对欲望加以解剖，区别出它的不同功能。
在《利益驯化欲望》一书的作者赫希曼看来，最能代表这种思想转变的，便是维柯下面这段话：
“社会利用使全人类步入邪路的三种罪恶——残暴、贪婪和野心——创造出了国防、商业和政治，由此带来国家的强大、财富和智慧。社会利用这三种注定会把人类从地球上毁灭的大恶，引导出了公民的幸福。这个原理证明了天意的存在：通过它那智慧的律令，专心致力于追求私利的人们的欲望被转化为公共秩序，使他们能够生活在人类社会中。”
这段话的意义在于，以往被认定为“人性之恶”的欲望，只要为它注入“智慧的律令”，便可以变为有益于人类福祉的力量。
这就是培根讲的“如何让一种欲望对抗另一种欲望，使它们相互牵制，正如我们用野兽来猎取野兽、用飞鹰来捕捉飞鸟”。
然而有一个问题。这些见解不管从哲学角度听起来多么动人，仍然需要一种新的解释方式，使欲望能够与理性建立起可靠的联系。完成这一解释任务的关键，便是“利益”的概念。
爱尔维修对道德家讽劝说：
“假如有人打算劝说轻佻的女人端庄而收敛，他应该利用她的虚荣心去克服她的轻佻，让她明白端庄稳重是爱情和优雅享乐的来源……用利益的语言代替欲望有害的说教，他们便有可能成功地使人们接受其箴言。”
在传统的道德说教失效的情况下，“利益”这个概念的好处是不言而喻的。它不是一个独立于欲望和理性之外的概念，而是可以成为沟通和平衡两者的桥梁：使欲望变成融入“理性”的欲望，使理性成为替“欲望”服务的理性。
这种从利益的角度处理欲望的方式，促成了古老的人性论的一次制度主义转折。它具有一个明显的优点：可以形成一种社会风尚，使贪婪在商业社会中变得有益无害。
正如斯密在《国民财富论》中所说，长期经商会使商人养成“长时间的勤勉、节约和小心经营”的习惯。
曼德维尔在对比商业社会与古代的人格时，这一点说得更加清楚：“未开化者的种种欲望更游移、更善变……而有教养者，已经学会了如何为了自身利益而遵守规矩和法令，常能屈从较小的不便，以避免更大的不便。”
孟德斯鸠有句名言：“哪里有商业，哪里就有良好的风俗。”
早期思想家对商业社会寄予希望，恰恰是因为“人性的充分发展”并不可取，而商业能够“抑制人类的某些欲望和恶习，塑造一种不那么复杂和不可预测、更加‘单向度的’人格”。
他们对欲望可能释放出的能量有着强烈的道德忧虑，所以才将利益驯化欲望作为商业社会的伟大成就之一。而一个多世纪之后，这项成就却被谴责为资本主义最恶劣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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匿名
发表于 2015-6-16 19:10
发表于 2015-6-14 21:22
鼓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