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一地区政府权力的真空是秘密社会产生的前提条件——这一命题被当今世界上最受瞩目的秘密社会黑手党的案例所证实。
这一命题是否适用于中国呢？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上海滩是该命题的一个例证。
自十九世纪中叶起，西方列强在上海建立租界，优越的地理位置使得上海迅速崛起。但是权力的真空——满清、民国政府无权过问租界的事情，租界的洋人掌权者又无力治理华人社会——使得上海滩混乱无序，罪恶丛生。
某种真空会呼唤某一事物的产生，真空为该事物的出笼提供便利条件。上海法租界以毒攻毒，招募青帮中人黄金荣做巡捕房探长，说明它真的在呼唤某种力量，而这种力量却来自黑社会。
但上海在中国秘密社会的历史中只是一个特例。此前的中国不乏秘密社会，却统统与租界无关。皇权管人，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人口数量密度都正常而权力缺失的真空地带。因此，它的秘密社会必遵循着与西西里完全不同的生长途径。
中国近代秘密社会起于游民。古代中国是个静态的乡土社会，物质与精神生活基本发生在熟人中，流动很少受到鼓励。国家和社会没有在物质上为流动做好准备，流动发生时便极其艰苦。一方面是旅行食宿的困难，另一方面是更为严重的心理准备的不足。
这个静态社会中，人们对陌生深怀恐惧，陌生所带来的恐惧会不可思议地导致暴力，而陌生中最可怕的无疑是陌生人。陌生与恐惧都是双向的，但双方力量却并不平衡，其结果是流动的异乡人成为易受迫害者。孔飞力在《叫魂》中生动描述了这些可怜流浪汉的不幸遭遇。
社会对流动的物质设置与心理准备上的双重匮乏，迫使那些常规的流动者寻求和建立一种自我保障的服务系统。这是名副其实的自救。
当时中国社会存在着两大常规性流动群体。
其一是官僚系统，即“宦游人”，官僚系统自身为其提供了充分保障，他们并没有面临这种短缺。
其二是漕运系统，这就是近代最大的秘密社会——青帮所脱胎于其中的组织。
漕运始于隋炀帝开通大运河。清代漕运基本没有间断，其构成最后一个朝代的经济命脉。漕运的组织编制是，每个以地域定编的卫所之下继续按照地域划分为若干帮，由两三帮到八九帮不等，每个帮有50-60只船，五六百人，全部漕船分为118帮。
漕帮一开始为职业组合。其成员加入罗教后，获得了更强悍的凝聚力。罗教是产生于明代、流行于江南一带的佛教支派。罗教患难相助的说教投合水手的心理，并为水手提供托足和安息之地，温情的宗教外衣使得罗教与漕帮一拍即合，水手捐造了数十庵堂。
注入了世俗成分的罗教没能躲过1768年的劫难，叫魂案使得不僧不俗的庵堂或者被毁，或者改为公堂。这一事件是青帮历史的转折点。从此，他们改“罗教”为“清门”，118帮中每帮首领称为“老官”，设老官船一只以供罗祖。同时，活动中心从庵堂转入漕船。自此，宗教外衣脱去，漕帮成为地地道道的世俗团体。
青帮是为了共济谋生而结成团伙的，而一旦形成网络和势力，它就会超越最低的生存目标和法律限度，追求更高的利益，走出法律界限。除了生存上的共计，它凭借帮权追求三种经济利益：一是以整体的力量向雇主（官方）索取更多的工钱，水手的工钱从清初的一两增加到道光时的十余两，水浅绕行、逆水过闸等都要加钱；其二，贩运私盐和硝磺，这两项营生由于多方合谋而屡禁不止；其三，直接向商船民船勒索买渡钱、过路费。
技术进步必然影响到运输方式乃至社会组织。凭借沙船，海运取代了漕运，而火轮很快又取代了沙船。海运取代漕运曾经是晚清官场中的轩然一波，但技术上的鲜明对比使之不可逆转。
漕运的终止不是青帮的终结，反而成为青帮走出职业团体，融入到社会的转折点。此时，青帮褪去了漕帮的外衣。当漕帮成员失去了赖以为生的漕运体系后，他们成为更充分意义上的流民。他们不可能放弃已经存在的团体关系，相反这种关系是他们谋生的重要凭证。
一方面，漕运不存在了，他们分流到五行八作，他们的互补和互助更加广泛；另一方面，他们融化到社会中，它对其他行业成员的开放性大增。漕帮时代，在役的水手纤夫和年老退出的漕帮成员就不下二十万，而漕运体系瓦解后的包容性使得青帮更为迅速地发展。
作为一个秘密帮会，青帮就此从宗教走向世俗、从职业走向社会。
本文由罗友王剑莹推荐整理。作者郑也夫，编选自《信任论》第九章“秘密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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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11-11 09:48
发表于 2015-11-12 06: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