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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非 最近我看到熊培云的抗日神剧的一段评论，就是手撕鬼子那种抗日剧哈。他说：“一方面它在强化仇恨，，另一方面又在弱化是非。前者让现实囚禁于历史，后者又陷历史于虚无，也就是说抗日神剧既让我们没有办法摆脱对日本人的历史仇恨，又让历史的是非真相发生模糊。”哎，为什么这么说？打个比方啊，爱看喜洋洋灰太狼的小孩子，有很多非常喜欢灰太狼，为啥呢？因为它是弱者啊，在这些儿孩子的心目中，灰太狼既是反面角色不能被原谅，但是又感知不到灰太狼的恶，所以它反而变成了一个脸谱化的滑稽角色。熊培云的这个观点对我启发很大，很多时候啊，我们激发仇恨是为了争论是非，但是借助仇恨高实现的东西，它总是愚蠢不堪，最终也丢掉了是非。
那今天您往下拖，给你再看一个英国历史上的例子。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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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平平静静的运动 西坡
“你们的羊，一向是那么驯服，那么容易喂饱，据说现在变得很贪婪，很凶蛮，以至于吃人，并把你们的田地、家园和城市蹂躏成废墟。”
在《乌托邦》一书中，著名的人文主义者托马斯•莫尔用“羊吃人”一语将圈地运动牢固地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精辟的断语令人印象深刻，能将宏大事件简单定性，但往往遮蔽了背后的历史复杂性。“羊吃人”之于圈地运动就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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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圈地现象始于 13 世纪初，13 世纪英国政府颁布了第一批关于圈地的法令，典型者如 1235 年的默顿法令和 1285 年的威斯敏斯特法令。有人称这些法令为“圈地法令”，也有人称为“反圈地法令”。因为这些法令规定，领主在圈地时，必须给农民留出足够的牧场。 在此后 200 多年间，圈地运动一直没有得到充分发展。 ◇ 到 16 世纪，圈地才开始成为引人注目的社会现象，重要原因是羊毛需求的刺激。 16 世纪 20 年代到 17 世纪 20 年代，英国羊毛价格在一个世纪里平均上涨 319 %，生产谷物不如生产羊毛有利可图，所以圈地养羊动力十足。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人口增加对土地造成压力，促使人们设法提高土地利用效率。 圈地运动之前，英国主要存在的是敞田，土地由无数条田构成，每块条田的面积都不大，一家一户的土地分散到几个地方，彼此混杂地交错在一起，没有邻人的帮助就无法从事耕作。这是一种原始的土地耕作和占有方式，亟需变革。 所以 16 世纪存在两种圈地：一是圈占大片土地做牧场；二是为了更有效地耕作而合并小块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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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般人的想象中，领主把佃农从土地上赶走似乎轻而易举，因为土地本来就归领主所有。而且圈地既然这么有利可图，那么这场运动应该轰轰烈烈地展开才对。即使有佃农反抗，也应阻挡不住历史前进方向，毕竟总要有人为进步付出代价。 耕地荒废、农民被逐、流民四起，这些现象的确都出现在 16 世纪的英国农村，但规模到底有多大？ 用数据说话：据统计，1455 年至 1607 年，英格兰被圈占的土地大约有 50 万英亩，不到全国土地总面积的 3 %。 “在两个多世纪里，庄园制下的荒地或公用地仍是英国乡村的通常特征。”1517 年敕命委员会的调查表明，1485 年至1517 年，在调查的任何地区中，农民被驱逐的情况都为数极少，在诺福克所调查的一大片地区中，只有 76 所房屋和一个小村庄曾被拆毁。 一百五十多年，圈了全国 3 %的土地，这也能叫“运动”？而且这些地也不都是领主圈的。 坎贝尔说，在那个“渴求土地”的年代，“在对土地的渴求中没有人比自耕农更贪婪”。自耕农热衷于圈占少量的、但价值很高的荒地和沼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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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圈地中，领主为什么表现得如此克制？ 一是国王和议会对圈地的反对、限制。圈地产生的恶劣后果很早就反映到议会中来，一份请愿书写道：“羊和牛马在赶着上帝勤劳的子民。”《农夫的对话》写道：“自绅士成为畜牧业者后，贫穷的工匠从未快乐过。” 1489 年议会通过圈地条例，反对推倒房屋，把用于农耕的土地改为牧场。1514 和 1515 年议会再次通过法令，要求被摧毁的房屋要立即重建，圈占的土地要立即恢复为耕地。 ◇ 最主要的抵制来自农民自身。 一种是起义，如 1607 年的农民反圈地骚动。大批群众在北安普顿郡、沃里克郡和莱斯特郡聚集，他们“尽其力量去平和地打开圈围的土地，但他们不触犯任何人身、物品，也不采取暴力行动。”起义最后虽然被国王派来的军队镇压，但促使当局再次派出圈地调查委员会。 但暴力对抗不是主流，原因很简单，因为暴力圈地不是主流。在这个时期圈地过程中，最流行的是协议圈地。 比如 1608 年，利瑟姆庄园的领主与他的 32 个佃户达成协议，领主同意他的佃户持有同等面积的公有荒地，另外再加 100 英亩，换取他们支持圈地。 1613 年 10 月 5 日，霍汉庄园的 21 名农夫集体签署了一封信交给领主。陈述由于土地分散在公地中，无法很好地利用这些土地，他们宁愿取得 4 英亩被圈占的土地，也不愿意占有分散在公地的 1 牛路（指一头牛在一天内所耕面积）地。结果庄园领主按 1 牛路折算 5.5 英亩土地的比例予以折算，完成了庄园的圈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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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圈地是在平静、协商的气氛中进行的，可以尽量照顾到多方的利益，但代价是圈地速度很慢。 英国领主为什么不能更有“魄力”一点？为什么要跟佃户签协议？因为仁慈吗？不，因为法律。 诚如历史学家侯建新所言，统治者的恣意和贪婪是本能而普遍的。英国领主不比中国或其他地方的统治者更善良，英国佃农的幸运在于，他们不仅有抵抗领主的意识和勇气，而且很早就有了与对方博弈的凭借和手段。 对抗方式不乏暴力斗争，但更常见也更有力的斗争舞台是法庭。具体到 16 世纪圈地时期，英国佃农自身利益最有效的屏障是法律对公簿持有地产权的确立。 在 16 世纪，庄园佃农中最多的是公簿持有农，他们持有庄园法庭证明他们持有土地的资格证书的副本。 从 15 世纪中叶起，公簿持有人在土地被侵占后，可以向大法官法庭请求司法救济。 1468 年，普通法首次允许公簿持有人以侵害之诉程序起诉侵占其份地的领主。到伊丽莎白一世时期，普通法已经建立了一套明确的公簿持有地权益保护规则。 ◇ 虽然身份仍有区别，但佃农和领主已不是人身依附关系，而是法律契约关系。 爱德华•科克这样形容： “如今，公簿持有人有稳定的地位了，他们不必在乎领主的不满，他们对每一次突如其来的暴怒不再战栗不安了，他们可以安全放心地吃喝入睡。” “他们唯一当心的重要事项，就是小心翼翼地履行对公簿持有地所规定的、而为习惯所要求的那些责任和劳役。除此以外，就让领主皱眉蹙额吧，公簿持有人全不在乎，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是安全的，不会有任何的危险。假如领主发怒将他们驱逐，法律为他们提供了一系列保护措施。”
公簿持有农的土地所有权得到保护，领主圈地就失去了合法性。即使羊毛的诱惑再大，也不能随意而为。 ◇ 英国法律对佃农的保护并非无中生有，其实早在中世纪，农奴就经常凭借习惯法在法庭上与领主据理力争。 比如，农奴对土地的保有是世袭的，如果领主违背，农奴可以向法庭申诉。 举一事为证：1300 年，埃尔顿庄园的法庭审理了一起涉及 19 个茅舍农的诉案。他们被指控没有给领主的马车装草，但这些茅舍农认为自己没有装草的义务。 法院查阅了有关佃户劳役的惯例，然后确认：这些茅舍农有义务在草地里或领主庭院中将草垛起来，但是没有义务将草装上马车。因此 19 个茅舍农获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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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从国王到贵族再到庄园领主和普通村民，都有遵循法律的传统，处理事务以法律为最高权威。 抵抗的权利是社会共识，抵抗斗争表现在社会不同层面。
《大宪章》是贵族抵抗王权的著名例证，甚至农民起义纲领都格外有英国特色。1381 年，英格兰爆发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英国农民领袖没想改朝换代，而是向国王提出五项条件：废除农奴制；废除劳役制；地租降到每英亩 4 便士；除非出于自己的善良愿望并按照正规的契约规定，任何人不再服役于任何人；实行自由买卖。这在其他社会是无法想象的。 重法律、重契约，为英国社会中的任何一员都提供了基本的权利起点。即使起点很低，经过长年累月的争取和积累，也足以保障自己的权益。 ◇ 17、18 世纪，英国圈地运动风起云涌，是因为人们认识到规模化耕种能提高土地生产效益，于是呼吁议会废除了反圈地法。 18 世纪的圈地主要以议会通过法令的形式进行，申请在一个地方圈地，需要拥有圈占土地面积 4/5 以上的人士同意。 自始至终，英国圈地运动基本上是在法律框架下进行的，并不是一场少数人单方面控制策划、疾风暴雨式的、为达目标不择手段的运动。 也只有这样才能解释，英国社会为何经历了所谓“吃人”的圈地运动，却没有发生大规模动荡，更没有崩溃，而是相对平稳地进入了新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
本文由作者 西坡 授权 罗辑思维发布，选自博客 “中国周刊”。
  再引述熊培云的那段话—— 中国的“手撕鬼子”抗日神剧， 一方面在强化仇恨。 另一方面又在弱化是非。 前者让现实囚禁于历史。 后者又陷历史于虚无。 总之—— 仇恨也许有助于成败，但从来无助于是非。 哪怕是因是非而起的仇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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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6-18 09: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