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与文化的冲突（2）

豆小豆

上一篇谈了文化的本质及三种文化本质的差异，可以用一张简表概括比照：
        

       显然，共产极权文化与传统文化及民主文化的本质截然不同，所以共产极权文化即不能与传统文化相容，也不能与民主文化共存；所以共产极权文化胜利了，传统文化就遭殃，民主文化就遭难。

       有人把中国的现状文化归属于传统文化的延续，把未能实现民主的底因归咎于中华传统文化，这显然是忽视了现实：中华传统文化早已被摧毁了，取而代之的是共产极权文化。

        有人看到朝鲜世袭，把共产极权等同于封建集权，那显然是忽视了两种制度本质上的差异，封建集权从来都是实行私有制，而共产极权实行公有制；封建王朝从来不敢把皇帝当上帝，而共产极权把领袖当活神。两种制度本质上的差异，恰恰反映出两种文化本质上的差异。

        这一篇深入一点谈谈共产极权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冲突，抓住文化主体的三大范畴来谈。

信仰的冲突


       文化最本质的问题就是：人活着为了什么？这问题归根结底是信仰的问题，所以说信仰是文化核心的核心。任体一种文化体系都是建基于一种信仰体系之上，没有信仰，无以成文化。

        传统文化的信仰是有神论, 共产极权文化的信仰是无神论。这就是两种文化最本质的冲突, 最深层的冲突，注定了两种文化不能共存。

为什么共产极权文化容不下有神论呢? 原因主要有三点：


        其一. 共产主义理论的哲学根源是唯物主义，唯物主义的核心是无神论。共产主义的整套理论，暴力革命，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共产主义道德，基本的逻辑依据就是达尔文的动物进化论，由动物进化论推演出人类进化论，进而推演出达尔文的社会进化论，最终推演出共产主义社会。也就是说，无神论是共产主义最基本的信仰。


       其二. 共产极权文化要把民众变为阶极斗争的信徒。共产主义理论的核心是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思相的核心是暴力革命，用暴力夺取政权，用暴力巩固政权。暴力革命需要无数的人去赴死，共产极权文化就是为了宣扬阶级斗争思想，鼓动阶级仇恨，鼓动阶级仇杀，把民众变为阶级斗争的信徒，为暴力革命冲锋陷阵，为暴力革命勇于赴死。
       传统文化宣扬宿命论，认为人的命运是上天注定的，劝谕世人要听天由命，安份守己。传统文化的宿命论阻碍了阶级斗争思想的宣传效果，所以共产极权要批判传统文化，摧毁民众传统的信仰，美其名曰：唤醒民众。


       其三. 共产极权文化要把他们的领袖变为神。共产极权推行愚民政策，夜以继日普天盖地地吹捧他们的领袖，把他们的领袖变为活的神，让民众做他们领袖的信徒，从精神上变为共产极权主义的奴役。
       西方的传统文化主体是宗教信仰，劝世人做神的信徒。中华传统文化没有一种主导性的宗教信仰，大致可以归属于泛神论，拜天地，拜祖宗，拜鬼神，属于一种朴素的宗教信仰。共产极权文化要民众拜他们的领袖做活神，当然不容许传统文化拜鬼神了。


        概而言之，共产极权文化的宗旨就是为了把民众变为共产极权主义的信徒，阶级斗争的信徒，他们政党领袖的信徒，所以他们要摧毁所有的宗教信仰，摧毁所有的传统信仰，甚至连传统的习俗也不放过。文化大革命，家家户户厅堂上的祖先神位牌都被烧毁了，统统换上了毛的画象，蛊惑什么 “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由此可见，传统文化被摧殘到了何等的田地。


财产观念的冲突


       封建集权实行私有制，共产极权要消灭私有制。这就是两种制度最直接最显现的冲突。

       人类有史以来都是实行私有制，人类的社会意识，道德意识，都是建基于私有制上。几千年传统文化传承下来的思想意识，私有制是天经地义的事。共产极权要消灭私有制，无可避免要遭到强烈的抗拒。

        如果说信仰的冲突是两种文化深层次的冲突，那么私有制与公有制的冲突则是民众最切身利益的冲突，这种冲突的激烈程度必然远远地超过信仰的冲突。从打土豪分田地，到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到集体化没收农民土地，到公社化没收农民饭碗，公有制的道路是一条洒满血与泪的路。

        私有制与公有制的冲突，是生与死的冲突，反映到文化层面，就是公义与邪恶的冲突。这种冲突可以从三个层面来概述。


一是道德层面的冲突。

       人类的道德是建立在私有制的原则上，我们常说太平盛世，路不拾遗，夜不闭户，那意思就是说，道德是体现在对私有财产的尊重，别人的东西就是别人的，任何人都不可以把别人的东西占为己有。毫无疑问，任何时代偷盗抢劫都是一种罪恶，从这一点意义上讲，传统文化传承的道德就是尊重与维护私有制。

        共产极权要消灭私有制，打土豪分田地，打正旗号杀人放火；土地改革，开宗明义杀富人分财产，从根本上颠覆了人类自古以来传承下来的道德观念。


二是人性层面的冲突。

        古语有道：天道酬勤。这是一条万古不变的自然法则，世界上的任何一种动物都要依从这一条法则生存繁衍，俗话说笨鸟先飞，说的就是这个意思。私有制顺应了自然法则，也顺应了人类欲望的本性，将两者融为一体，促进了人类人性的完善，也促进了人类社会财富的累积，促进了人类文明的进步。

        共产极权要消灭私有制，违逆自然法则，抹杀人性私欲，反而导致了人性的恶变，文明的倒退。消灭私有制导致人性恶变，可以概括为三点：

        其一。消灭了私有制，也就是消灭了人类劳动的积极性。集体化把勤汉与懒汉捆绑在一起，干好干坏都一样，挫伤了勤汉的勤性，助长了懒汉的懒性，大家都变成了懒虫，整个社会的劳动积极性越来越低，劳动效率越来越低，导致整个社会越来越贫穷。集体化带来贫穷，带来饥饿，就是因于集体化把人性中勤劳俭朴的美德消灭了。

        其二。消灭了私有制，也就是断绝了民众发家致富的希望。对财富的欲望是人的本性，没有人不希望自己拥有财富，私有制就是因应人类的这种欲望而演变来的，私有制给了民众发家致富的希望，尽管这种希望对穷人来讲很小很小，可总算给人生带来一线希望，集体化把这一线希望断绝了，农民被绑定在集体的土地里，终生为奴，世世代代为奴。
        绝望可以让一个民族变麻木，也可以把一个民族变邪恶。文化大革命就是这种邪恶的大暴发。公有制断绝了民众发家致富的希望，唯一的希望就是挤进权力阶层，所以民众唯有把希望寄托于政治斗争了，年轻人变成了政治斗争的狂热分子，希望通过投身政治斗争改变自己的命运，人性不仅变懒了，而且变狠了，变邪恶了，人人都想捞权力，不劳而获，不勤而富。

        其三。消灭了私有制激化了权力斗争。在私有制社会里，做官辞官，那是很常见的事，因为私有制下人有其他的活路，不做官也一样可以把生活过好；在公有制下，其它的活路都被堵死了，唯有捞到权力才能让生活过得好些，所以权力斗争变成了生死斗争，变成了全民的斗争，所以权力斗争变得十分殘酷了。

        公有制，实质上就是权力所有制，有了权力就意味着有了利益，没了权力就意味着当奴隶。在公有制下，利益与权力成正比，越往高层，利益越大，权力斗争也就越激烈，越殘酷。高层权力斗争失败了，那就是身败名裂，甚至死无葬身之地。

        中国近代精英阶层的人性恶变，就是这种公有制下殘酷的权力斗争造成的。在公有制下，精英分子唯有挤入权力阶层，才能得到比较好的生活。挤入权力阶层之后，就没有了退路，退路意味着要过老百姓一样的生活，意味着贫穷，意味着死亡，所以明明知道权力斗争很殘酷，也唯有硬着心地斗下去，人性也就越斗越坏了。


三是生存层面的冲突。

       人类的生存与自由基本上依赖于掌握的生活资料，毫无疑问，在中国这样农耕社会里，土地是最重要的生活资料。在封建制度下，土地归私人所有，因为地主不止一家，所以农民可以东家不打打西家，或者外出打工，所以说，没有土地的农民，尽管生存处境差，可人身还是自由的。公有制把所有的土地没收归公了，农民不仅失去了土地，而且失去了人身自由，被绑定在所谓集体的土地里终生为奴，而且世世代代为奴。到了公社化，连农民吃饭的权力都收归干部掌控了，你不听话，就把你的饭碗端起，饿你三天，叫你下跪你就得下跪了。

        公有制把民众变成了彻底的奴役，到了这一步，私有制与公有制的冲突就是生死存亡的冲突了。公社化饿死人了，所以不得不解散，集体化依然饿死人，所以不得不放出一点自留地，农民在自留地上把耕种的能力发挥到极致，依然不能免除饥饿，不得不起早贪黑钻到山边地角私种一点杂粮，这就引发了后来割资本主义尾巴的运动，派民兵下去把农民私种的农作物连根拔除，共产极权始终把农民推到生死边缘苦苦挣扎。


       毫无疑问，私有制在民众的思想意识里极深蒂固，所有善良勤劳的人，都渴望拥有私有财产，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累积财产，让自己与家人过上富足的生活。共产极权要消灭私有制，必然遭到民众强烈的抵抗与抵触，所以共产极权对传统文化发起一场接一场的批判运动，到了文化大革命，批判运动登峰造极了，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稻。共产极权文化所宣扬的极端思想，由此可见一斑。


权力理念的冲突


       单单从权力结构的形态看，似乎共产极权是传统封建集权的翻版，这一点朝鮮表现的最为活现。如此说来，在权力理念上，共产极权文化与传统文化不应该有太大的冲突。事实上，当年四人帮在宣扬他们的治国理念时，就搬出了所谓的法家思想，为严刑苛法辩护。然而，法家思想从来不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主流，中华传统文化的主流是儒家思想。

        在权力法理上，传统文化宣扬儒家思想的仁政与德政，共产极权文化宣扬无产阶级专政，这就是两种文化在权力理念上的冲突。


        传统文化宣扬仁政道德。

        儒家思想为封建王朝建立起来的权力法理是天授君权，也就是说皇帝的权力是上天授予的，所以皇帝要应天顺人，施行仁政德政。“仁政德政”成为历代封建王朝正统的治国理念，儒家把这种治国理念称为道，或称为天道，史书上把儒家这种思想称为道统精神，或者说是道统精神的核心。

        我们今天的人尽可以说封建专制的殘暴，说封建王朝表面上宣扬仁政德政，实质上是施行苛政暴政。然而，我们不可以因此抹杀了 “仁政德政”理念的正面意义。或者我们这样反问一下，假如说传统文化宣扬 “仁政德政”错了，难道说宣扬 “苛政暴政”是正确的？封建王朝施行苛政暴政，那是封建王朝统治集团的虚伪，而不是传统文化宣扬 “仁政德政”的过错。

        我们看待历史，不可否认这种道统精神在历史上意义，这种道统精神确确实实对封建统治者起到了一定的约束作用。至少在历史上，没有一个王朝敢公然宣扬自己是用暴力施政，没有一个皇帝敢于公然为秦始皇翻案。


       共产极权文化宣扬无产阶级专政。

       共产主义理论的核心是阶级斗争，用暴力夺取政权，用暴力巩固政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阶级斗争理论用最通俗的话说，就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就是共产极权的政权法理的依据，他们认定政权是枪杆子打出来的，他们就可以用枪杆子维护政权，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理据，他们把政权定义为暴力专政的工具。

         共产极权文化宣扬阶级斗争，宣扬无产阶级专政，所以宣扬暴力，美化暴力，歌颂暴力，赤祼裸地把暴力正化了。所以敢于为秦始皇翻案，颠覆了几千传统文化建立起的仁政与德政的价值观念。

         共产极权文化宣扬暴力专政，美化暴力专政，把暴力革命当丰功伟绩歌颂，当然容不得传统文化宣扬仁政德政，所以他们要批判传统文化的这种道统精神，也就不足为奇怪了。


中国近代历史上的文化冲突


制度与国情的冲突，实质上是制度与文化的冲突。从世界近代历史看，世界政治格局从传统的世袭君主制分化为两极：一极是民主自由制度，一极是共产极权制度，文化格局也随之从传统文化分化为民主文化与共产极权文化。更确切地说，是文化格局从传统文化分化为两种新的文化，从而导致政治格局随之分化为两极。是文化引发政治变局，还是政治引发文化变局，那是鸡与蛋的问题，不容易说清。

         一百多年前，西方的民主思想传到中国，与传统文化发生了冲突，当年民主思想的主流是主张仿效英国的君主立宪，保留皇室实行民主共和。然而，苏联十月革命成功，标注着共产极权主义思潮的兴起，所谓十月革命一声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实质上是送来了共产极权主义。中国因此出现了三种思想意识：传统的封建思想，现代的民主思想，新兴的共产极权思想。三种思想较量的最终结果是共产极权思想取得了全面的胜利，中国从此进入了共产极权时代。

       共产极权取得政权之后，轻而易举地清除了民主思想，那是因为民主自由思想对中国人的影响不深。而共产极权在清除传统文化时，遇到了顽固的抵抗，因为传统文化对中国人的影响根深蒂固。共产极权为了消灭私有制，为了把他们的领袖变为神，为了把民众从肉体到精神变为共产极权主义的奴役，对传统文化发起了一场接一场的批判运动，到了文化大革命，传统文化几乎被彻底摧毁了。

        中国近代历史的冲突，实质上就是共产极权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冲突，而未来的冲突，必然是共产极权文化与民主自由文化的冲突，因为传统文化已经被摧毁了。